本文摘要：[摘要]藏學出版物對于了解、研究西藏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具有重要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法國藏學譯著陸續被介紹到國內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這些譯著史料扎實、記述生動，填補了藏學資料的匱乏，推動了國內藏學研究的發展，其出版狀況、學術定位、利用情
[摘要]藏學出版物對于了解、研究西藏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具有重要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法國藏學譯著陸續被介紹到國內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這些譯著史料扎實、記述生動，填補了藏學資料的匱乏，推動了國內藏學研究的發展，其出版狀況、學術定位、利用情況、深度開發價值等問題值得挖掘和反思，進而促進學術界與出版界的有機互動。
[關鍵詞]藏學,譯著,法國,出版
藏學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門綜合性學科。近代以來形形色色的西方傳教士、外交官、探險者、云游者、士兵、夢想家、地理學家、勘探者和藝術家以不同的視野對西藏宗教地理、社會風情、歷史人文等方面進行的記載，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材料，藏學也成為與敦煌學“雙峰并峙”的國際顯學[1]。
改革開放后，國內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藏學著作，西方學者掌握的藏學史料、研究方法及由此形成的“西藏觀”逐漸傳入國內。相較于美國、英國在一定歷史階段具有政治屬性的藏學研究，法國藏學研究更注重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藏傳佛教影響的實地考證、西藏地區與周圍地區的關系梳理等，一直在國際藏學研究版圖中占據重要地位。隨著近年來西藏旅游、文化熱的升溫，法國藏學研究在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領域中備受關注,同時也帶動了法國譯著的開發與利用。
目前，中國藏學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東方出版社等都出版過法國藏學譯著，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漢藏走廊古部族》，伯希和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伯希和西域探險記》，大衛·妮爾的《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戴密微的《吐蕃僧諍記》，古伯察的《韃靼西藏旅行記》，布爾努瓦的《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等譯著多次再版。對法國藏學譯著的回顧與總結，不但有益于譯著的進一步學術利用與價值開發，還能為當下的譯著出版提供新思路，推動學術研究與出版事業的積極互動。
一、法國藏學譯著的出版史定位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重要構成的藏文化，因其自然和地理環境、宗教和社會結構等特殊性而被近代以來的西方世界賦予了某種“異己性”。也正是在這種“異己性”的“召喚”下，法國從初期的探險家、傳教士到后來的大學教師、科研人員,他們對藏族社會的歷史變遷、民族風俗、宗教儀軌等投入了極大的研究熱情。加之社會動蕩、交通不便、語言障礙等原因，早期國人對西藏及四省藏區的歷史社會書寫相當缺乏。這些因素更加突顯了法國藏學譯著珍貴的史料價值，也是“為什么要利用”的答案所在。
(一)法國藏學研究的學術背景
19世紀下半葉起，歐洲各國的一些“考察團”紛紛涌入中國西北地區，連續發現了許多古代遺址，非法發掘、收購、盜竊了大量文物。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等團體的派遣，法國人保羅·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經中亞進入中國，負責收集地理、天文和自然史方面的圖片和檔案工作。他們在烏魯木齊見到了從敦煌千佛洞流散出來的部分遺書，認為有重大價值，于1908年2月到達敦煌。經過交涉后，伯希和被允許進入藏經洞。
法國藏學譯著及其利用情況研究他用3個星期的時間將洞中1.5萬至2萬卷的漢文、藏文、回鶻文和梵文等寫本全部瀏覽一遍，并將這些寫本中最具價值的部分僅用500兩白銀買下，又對敦煌石窟進行了考察，并拍攝了數百幅黑白照片。伯希和從敦煌運走的遺書共約6600卷，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非藏文卷子3800卷，包括許多孤本，收藏在巴黎國民圖書館[2]。這些敦煌文獻涉及敦煌學、藏學、突厥學、蒙元史等領域，對歐洲的漢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藏學研究領域，法國藏學家阿麗雅娜·麥克唐納將敦煌文獻分為美術、歷史、語言、文學、宗教、科學技術和社會等幾類，并列出有關文獻的編號�，斎麪�·拉露用畢生大部分精力對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藏文寫卷進行整理編目，其藏學研究方面的論著主要有《古典藏語初階》《論佛教巫術》《論藏文再后加字》《吐蕃文書中的羅摩衍那故事》《敦煌文書》等[3]。漢學大師保羅·戴密微的《吐蕃僧諍記》以《頓悟大乘正理決》為主要材料，參考了敦煌藏文文獻，還原了792—794年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關于禪宗理論的一場論戰。圍繞伯希和運到法國的這些敦煌古文獻的研究，造就了法國數代具有鮮明特色的藏學家。
法國藏學家大衛·妮爾是第一位進入西藏的西方女性研究者。由于英國人的驅逐，她最初旅居在印度大吉嶺、青海塔爾寺，終于在1924年第五次赴藏時成功進入拉薩�！兑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以她的親身經歷和實地調查介紹了從云南經康區入藏的歷程，是當時極為少有的研究，她一生有20多年都是在西藏及其周邊地區度過的，其著述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對法國藏學界影響深遠。她的住所在她逝世后被改造成法國“西藏文化研究中心”，布爾努瓦曾說：“法國的幾代藏學家和佛教學家都是在大衛·妮爾的事跡著作的影響下才對這兩個學科產生了興趣并刻苦鉆研，最后成為一名作出成就的學者。”[4]
(二)法國藏學研究領域的主要作者群
早期法國人進入西藏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帶有殖民擴張的不平等性，但這些打著“考察團”“遠征團”入藏的人物并不都是武夫，他們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且有在西藏及周邊地區生活的經歷，熟悉藏地文化。他們的藏學譯著常常是對沿途風俗民情、宗教禮儀的記述，著作也為他們奠定了在學界的崇高地位。
伯希和師從法國漢學權威沙畹，早年的伯希和表現出驚人的語言天賦，精通中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十多種文字，并有被派往北京法國使領館收集資料的經歷[5]。伯希和并非第一個前往敦煌藏經洞的西方人，英國人斯坦因在他之前已經對敦煌遺書洗劫過一次，但伯希和的漢學知識淵博，竊取的敦煌遺書在數量上雖沒有斯坦因多，卻是敦煌遺書中最精華的部分�；氐椒▏螅：图泳o整理和研究敦煌遺書，在中國語言學、文學、藝術、考古學等方面建樹斐然，于1921年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他與中國學術界交往密切，胡適、陳寅恪等人深受其影響，留下了“江洋大盜”和“文化巨匠”的雙重名聲。
大衛·妮爾早年在倫敦求學時結識美國著名民族學家摩爾根的夫人，對中國和印度的政治、宗教、人文地理產生了濃厚興趣，后來在巴黎大學、法蘭西學院選修東方文明課程，為遠赴東方做理論準備。從西藏回到巴黎后，大衛·妮爾發奮寫作，發表了數十部游記、小說和報道，被譽為“尊敬的女喇嘛”，經常受邀到高等院校和上層社會做演講。
后期法國的藏學研究以現代學科為背景，主要作者群是科班出生的知識分子。石泰安畢業于巴黎東方現代語言大學，師從漢學大師葛蘭言，先后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和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法蘭西學院任教。戴密微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掌握了德、法、英等歐洲主要語言和漢語，曾在廈門大學、巴黎東方現代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史、佛教理論等。布爾努瓦是法國歷史學家，拉露、麥克唐納等人在藏學、佛學和語言學等領域名聲顯赫。主要作者群的高學歷和研究經歷確保了法國藏學譯著的學術價值。
(三)法國藏學研究成果在國內的研究價值
法國藏學研究一大鮮明特征是以敦煌寫本為研究對象。藏族自7世紀中期出現了后世所一直使用的藏文文字，9世紀后半期到11世紀前半期吐蕃政權處于混亂的時代，很多事實按照佛教的觀點被篡改，造成了后人研究古代西藏和吐蕃時代難以逾越的障礙。敦煌古藏文文獻產生于7世紀至9世紀吐蕃勢力退出敦煌為止，這批文書是有關西藏最早的文字記錄，記載了西藏有文字后的早期歷史，且直到被發現時沒有公諸于世。以敦煌古藏文文獻為對象的研究，不僅能夠全面了解西藏歷史、藏族文化、藏漢文化的雙向交流，還對于開拓藏學研究的新領域、重構藏族的歷史以及和其他民族的關系史有著重大意義。
國內的藏學研究起步較晚：一是學界對史料的運用和實地調查多受語言制約，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除了官方存有的資料外，近代國人在藏活動的資料較為匱乏;二是藏地受藏傳佛教影響，近代不少人對藏地的認識僅停留在地理概念，缺少宗教、民俗、社會等方面的調查研究，或是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三是受近代以來的戰爭和政局環境影響，國內藏學研究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學術條件有限，一些資料達不到學術研究的要求，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有所改善。鑒于此，伯希和、大衛·妮爾等人的藏地紀行記載詳實，是考察近代藏地社會風情、歷史人文的重要史料。
二、法國藏學譯著的國內研究利用情況
自法國藏學譯著被引入國內后，陸續被各領域的學者加以研究和利用。無論是官方記載的史料范本，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游記記述，都成為多學科、跨學科研究不可忽視的資料之一。在中國知網“被引文獻”中搜索法國藏學譯著書名，可以大致梳理出法國藏學譯著被引用的頻次和主要內容等。從而回答“如何被利用”的問題，增加對法國藏學譯著的學術價值認識。
(一)西藏與中央、周邊地區的關系
史料是對一定時空環境下的人類社會的記載，而“環境”之所以成為史料的關鍵變量，在于不同時期各個主體之間的關系差異。對法國藏學譯著的利用離不開對西藏與中央、周邊地區關系的考察，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關系的形成、“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命題提供了豐富的論據。
學者霍巍在對《吐蕃僧諍記》的史料利用中認為，吐蕃占領敦煌之后，出于統治策略等原因，采取尊重和利用的姿態對待中原先進的漢文化，并且學習和模仿唐代制度，“當時出使唐王朝的吐蕃使節當中，有不少人在唐學習過漢文典籍并具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6]。張繼文認為，《吐蕃僧諍記》是兩種思想文化體系對佛法的不同闡釋，這種闡釋不僅將禪宗“看心”“不思不觀”“除妄念”等思想傳入了吐蕃，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弘期藏傳佛教各主要教派的佛性論認識和修行方式[7]。周拉認為，“頓漸之諍”是漢藏佛教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吐蕃時期漢藏文化交流的集中表現。古今比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為漢藏佛教交流提供了很多有利條件，有利于加強中國佛教內部的凝聚力，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8]。
根據麥克唐納《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的分析，楊思奇指出,唐、蕃在唐太宗貞觀年間為各自的利益積極對外擴張，吐蕃與中原內地的聯系因而進一步加強。出于當時唐朝的顯赫“聲望”，吐蕃多次遣使赴唐既是“慕中原大國之名”而來，又可能是想要探明唐朝的軍事意圖，為接下來的戰略擴張做準備[9]。韓博文認為，歷史上吐蕃的擴張對甘肅社會歷史影響很深，如甘肅境內至今大量存在的藏文地名，一些方言直接引用了藏語詞匯，藏族文學、建筑、雕塑、繪畫、音樂、舞蹈等藏文化在甘肅社會歷史中留下了豐富印跡[10]。李志英則辨析了石泰安《漢藏走廊古部族》中將白利土司與霍爾白利土司混為一談的情況：前者興起于明末清初，中心區域并非為先前認定的甘孜地區，而是今昌都芒康地區，被固始汗剿滅;后者興起于雍正年間，并在各種游記和調查材料中頻繁出現[11]。對土司的起源、中心區域和擴張范圍進行梳理有利于加深對這些區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演變的理解。
趙艾東認為，《韃靼西藏旅行記》首次以西方人的親身經歷見證了清王朝對康藏地區的管轄，從古伯察沿途主要接觸的漢族官員和地方藏族頭人中，可以看出漢藏關系的友善，沿途所見的漢藏聚居的生活情景和漢官兼領隊李國安在途中去世時的喪葬禮儀，都體現出漢藏文化的融合[12]。這對于更清晰地了解康藏地區與外部世界接觸、互動的歷史脈絡，挖掘和還原出康藏史上豐富歷史細節具有重要意義。李菲對《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中“清中央王朝下令西藏地方政府組建寶藏局，開設造幣廠，鑄造寶藏銀幣”的史料分析認為，清朝政府致力于整合西藏與內地幣制，是抵御列強入侵和鞏固國家政治經濟統治的重要手段，“‘寶藏銀幣’的問世也因而成為近現代史上西藏與中央王朝貨幣一體化、邁向經濟統一的重要里程碑。”[13]
(二)藏族社會的文化與文明
因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軌跡，藏民族在千年歷史積淀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對藏族社會文化與文明資料的挖掘、利用，有利于藏族身份認同與文化保護，也是對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進一步豐富。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中詳細記錄了西藏古代的宗教文明及其發展。朱悅梅認為，佛教進入吐蕃之前的宗教為“祖”或“祖拉”，是松贊干布施政智慧的手段，而不是天命，對于研究吐蕃早期政治和社會管理制度意義重大[14]。孫林認為，敦煌吐蕃文獻中屬于苯教的卷子保留了不少古代神靈的名字，雖然有些神靈有的已經不為人們所熟知，但有的神靈一直在民間信仰中延續其形象并為人所信仰，因而以這些文獻和田野中的神靈為線索，可以發掘西藏古代宗教與今天系統化宗教之間的關系，進而加深對西藏宗教的認識[15]。
王小甫在分析吐蕃崛興時認為，松贊干布之前的吐蕃經歷了三十二代贊普，卻沒有建立起強大的政權，而松贊干布繼承了從其父祖開始的統一事業，建立強大的集權統治后進行文化整合，又適逢波斯宗教傳入且與本地信仰結合形成系統化的苯教，為吐蕃政權的崛起提供了強大的族群認同[16]。
石泰安對“仲德苯”作為藏族王政治理方式進行過論述，才貝在“望果節”儀式的田野調查基礎上認為，“仲德苯”的王政治理方式依然鮮活于民間，其象征意義充滿了隱喻，對打破佛苯二元的民間宗教儀式研究框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17]。林冠群引用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青藏高原上的排他性”觀點認為，青藏高原地形崎嶇、交通不便，容易形成強烈的地方色彩和自我中心主義，加上部落實施血親復仇制，導致地域和部落之間戰亂不止。直至吐蕃社會發展出一種“命價賠償制”后，殺人者按被殺者之身價多寡照價賠償，雙方得以解決紛爭不再復仇，才為生產力水平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18]。
《格薩爾》史詩是藏族文明的突出標志，各類《格薩爾》著作是學者挖掘和利用的重要文獻。徐斌依托《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研究》關于說唱史詩的功能記載，認為“史詩產生的時代、史詩的內容構成、史詩的功能決定了史詩的巫文化特征，而史詩流傳帶的宗教文化背景則決定了史詩的巫文化特征在史詩傳承中得以保持。”[19]
李欣華則將目光投向了藏民族服飾藝術，從《格薩爾》說唱藝人的服飾到農牧民的世俗服飾，藏族服飾在形制和質地上均帶有顯著的宗教色彩，而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的影響也在服飾中保留了下來，共同構成了藏族服飾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點[20]。藏族學者切吉卓瑪則在對羅伯爾·薩耶《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一書的分析基礎上認為，在宗教觀念和儀軌的滲透下，性行為的特征被認為是神圣的，具有多方面共鳴的象征意義，“一夫多妻”的形式成就大樂，是一種符合慈悲的行為，因而被廣大信眾普遍接受、理解和效仿[21]。
(三)西藏經濟社會面貌
西藏和平解放前，因戰亂、交通不便、文化差異等原因，鮮有內地人前往西藏生活和工作,在民族交界區域的人們也將當地的生活狀況視為一種“自然”，缺乏觀察、記錄的意識，這導致了人們對和平解放前西藏的經濟社會狀況掌握相對模糊。法國藏學譯著為填補這類資料缺失提供了重要參考，也是揭露和批判十四世達賴關于舊西藏種種美好言論的重要論據。
《韃靼西藏旅行記》是較早展示西藏社會面貌的著作。趙艾東認為古伯察一行的所見所聞涉及行政區劃及隸屬關系、地貌、重鎮、宗教、民風民俗、交通路線以及漢藏關系等方面，為后來進入該區域的西方人提供了指南，也為近代西藏社會研究提供了獨特視角和豐富史料[12]。她在另一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到，對以古伯察為代表傳教士帶來西方的物器和現代產品，有的還創辦學校、診所、引進物種和修建橋梁，把現代科學技術和文化事業引入西藏，客觀上促進了西藏社會在文教醫療等領域的現代化[22]。郝時遠認為，古伯察筆下的達賴喇嘛凌駕于法律之上，“其權力的行使完全取決于他一時的興致和樂意”，而藏傳佛教文化也是對民眾的精神控制[23]。十四世達賴把舊西藏描繪成“祥和”“自由”“民主”和“幸福”的人間圣地，詆毀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進步，古伯察的記述無疑是對這些觀點的有力反駁。
《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1927年首次出版時就在西方社會引起了轟動，是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前社會面貌最為詳實的西方藏學著作之一。周晶認為，英國殖民者用武力打開西藏的大門后，大量的西方商品涌入，為西藏上層僧俗帶來了西方生活方式，推動了商業繁榮。同時，西藏的原料和土特產品也以極低的價格出口，落后的政治制度加劇了社會階層的貧富分化，普通農牧民的生活依然貧苦[24]。周晶在另一篇文章中認為，乞丐是大衛·妮爾在拉薩期間看到的社會底層群體，西藏社會的等級制度和藏傳佛教信仰催生了乞丐，而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水平又維系了這一群體的生存[25]。王川認為，“政教合一”制度抑制了當時日新月異的世俗生活進入拉薩，西藏保守勢力對社會改革表現出抵制情緒，如英國人開設的學校很快被關閉，現代化新事物始終未能在西藏扎下根基[26]。鄒敏認為，民國時期的拉薩呈現出以傳統的藏式生活方式為主導的多種生活方式的交融[27]。
《西藏的文明》《西藏的黃金和銀幣：歷史、傳說與演變》等著作也是認識西藏經濟社會面貌的窗口。林冠群認為，早在吐蕃時期西藏就形成了農牧兼營的經濟形態，但由于天然草場產草量低，畜牧的載畜量有限，農業是比牧業更為重要的吐蕃經濟資源，依附于農地的農民也自然成為吐蕃社會最重要的勞動力[28]。陳小強認為，由于氣候條件限制了糧食的生產，西藏需要向周邊地區購買糧食和茶葉等生活必需品;豐富的資源和獨特的區位優勢又使西藏輸出羊毛、硼砂、廓香和砂金等物產，因而清朝以來西藏商貿業發達[29]。
三、法國藏學譯著深度開發的可能性
從以上對法國藏學譯著利用情況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國藏學譯著的材料價值已經廣泛運用到歷史、文學、宗教等領域。國內學者對譯著中有關歷史事件的資料整理、社會風俗習慣的個性化描寫、他者視角下的文化解讀等，已經形成了獨立的見解，并結合藏文、中文和其他外國學者的相關資料加以使用和分析，取得了較為可觀的學術成果。如果進一步追問，還需要回答法國藏學譯著“還可怎樣開發”，而隨著國內藏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人才隊伍的壯大等，其更為豐富的潛在價值有待挖掘和利用。
首先，改革開放后國內才著手翻譯出版法國藏學著作，學界對藏學譯著的利用是抱著“補齊國內藏學短板”“盡可能為我所用”的態度，圍繞最緊迫、最關鍵的問題構建學術話語。例如，站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角度挖掘西藏地方和中央、內地的聯系，站在揭露和批判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角度挖掘舊西藏的制度弊端，站在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角度挖掘西藏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利用無疑極具歷史和現實意義，體現了國內藏學界高度的政治自覺和學術自覺。對法國藏學譯著的深度開發一方面要延續這一學術傳統，服務治藏方略大局，如站在“一帶一路”倡議角度挖掘西藏與周邊地區的交往史等;另一方面要挖掘以往被忽略的史料，如《格薩爾》史詩中關于藏族民間神話和受薩滿教影響的史料、敦煌藏文寫本中的贊普大事記和疑偽經等。
其次，正如布爾努瓦所言：“自從藏學研究誕生以來，它就幾乎是排他險地集中到宗教、哲學和政治史方面。”[30]事實上，法國藏學譯著包含了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環境學等領域的記錄，如古伯察、大衛·妮爾等人對西藏的地貌、水文、氣候、動植物資源進行了介紹，布爾努瓦對西藏古今金礦地質、黃金開采和流通問題等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隨著時代變遷和人為因素影響，青藏高原生態環境呈現出動態變化，近代藏地自然地理環境的記錄反映出青藏高原生態環境變遷的軌跡。學者可以結合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的最新成果，從中總結規律，為生態保護提供歷史借鑒。因此，從自然科學領域對法國藏學譯著開發和利用，對學術研究和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隨著近年來翻譯出版事業的推進，西方藏學論著以各種渠道進入研究者視野，整體學術環境為法國藏學譯著深度開發創造了條件。一方面，石泰安、戴密微、布爾努瓦等人是國際有名的漢學家，除了譯著外，他們的論文也收錄于各類學術期刊和研討會文集。這些論文是其學術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譯著之間形成互證、補充、拓展等關系。例如，布爾努瓦撰寫的《天馬和龍涎——12世紀之前絲路上的物質文化傳播》《西藏的牦牛與西方的旅行家和自然學家》等論文，結合論文可以進一步深挖西藏與周邊地區的物資流通、文化傳播關系。另一方面，法國藏學譯著并非“孤木成林”，國內和其他國家的藏學家也在同一時間或同一地點留下過相關論述。例如，位于漢藏交界處的塔爾寺除了被古伯察、大衛·妮爾記錄外，還多次出現在俄國人科茲洛夫、普爾熱瓦爾斯基，英國人威里壁、德·萊斯頓等人的藏學譯著中，不少描述大相徑庭，可以通過比較深挖塔爾寺的特點和藏傳佛教的形象，實現譯著學術價值的深度開發。
四、結語
法國藏學譯著既豐富和滿足了大眾和學者對藏地日益增長的認知需求，又是中國藏學研究不斷發展進步的體現。這些譯著很大程度上填補了藏地人文社會史料的空白，有利于學術界加深對藏地社會發展軌跡和中西方交流史的了解，其史料價值構成了“為什么要利用”;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化需要，法國藏學譯著在“如何被利用”環節上引起了社會學、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廣泛關注，研究中運用到的新思路、新材料體現出中國藏學研究服務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大局;法國藏學譯著中的材料包羅萬象，對地理學、生物學、環境學等自然科學領域也極具參考價值，不同渠道、類型史料的綜合運用與跨學科融合正日漸被重視，為“還可怎樣開發”提供了可能性。
中國藏學研究與藏學出版的發展離不開學術界與出版界的良性互動。在國內藏學研究史料缺乏、大量敦煌文獻流散在國外的背景下，法國藏學譯著及時回應了藏學研究需要，為不同學科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學者提供學術支撐。對法國藏學譯著利用情況的研究，有利于將學術研究成果反饋給出版界，為相關藏學譯著的持續出版提供學科方向、作者群體、出版周期等方面的參考，推動學術界與出版界在互動中彼此完善。
相關論文投稿刊物：《中國藏學》(季刊)創刊于1988年，是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專業學術性刊物�！吨袊貙W》以藏族的社會歷史文化和藏族地區的現實研究為主要內容，發表學術論文，并適當刊登其他文章及反映藏族藏區歷史文化民俗山川風貌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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