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替代彈性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摘 要：文章首先提出了要素替代彈性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假說，并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計算結果顯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在不斷改善，但不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差異性。然后，構建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對我國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進行了分析，計算結果顯示：2000—2005年我國資本-勞動主要體現出互補性，2006—2018年我國資本-勞動主要體現出競爭性。最后，基于中國2000—2018年的數據，采用脈沖響應分析方法對該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中國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會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高也會促進中國要素替代彈性增加。

　　關鍵詞：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素替代彈性;脈沖響應分析

　　引言

　　我國已經進入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探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必將大力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分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3]。究竟哪些因素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哪些因素會阻礙經濟高質量發展?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工作。林毅夫(2020)[4]指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會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周忠寶等(2020)[5]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中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會帶來顯著的積極影響，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雷漢云和王旭霞(2020)[6]基于中國2004—2018年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了環境污染、綠色金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環境污染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綠色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范慶泉等(2020)[7]研究發現，逐漸遞增的環保稅和逐漸遞減的政府補貼率的政策組合，使得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初期的抑制逐漸變為促進。

　　賈洪文和趙明明(2020)[8]研究指出，產業融合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受制于金融規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結構，均存在雙門檻效應。張治棟和廖常文(2019)[9]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能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而政府干預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呈現“倒U”型特征;政府干預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協同作用。徐盈之和顧沛(2020)[10]研究發現，在傳統的經濟績效考核觀下，地方官員迫于晉升壓力而扭曲生產要素市場的行為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負面影響。

　　Grandville(1989)[11]提出了著名的德拉格蘭德維爾假說，認為要素替代彈性與經濟增長速度正相關，也就是要素替代彈性會促進經濟增長速度。本文提出要素替代彈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正相關的假說，也就是要素替代彈性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首先計算出2000—2018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和要素替代彈性，然后采用脈沖響應分析方法論證要素替代彈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之間的動態數量關系，以驗證本文提出的要素替代彈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的假說是否成立。

　　1 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的度量

　　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是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在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的基礎上，分別為收入、壽命、教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其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體現五大發展理念，收入、壽命、教育體現出高質量發展的次要特征。本文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根據上述高質量發展指數計算法則，本文計算出中國及東、中、西部三大地區2000—2018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不斷增加，這說明2000—2018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在不斷改善。

　　對應的數據顯示，2015年之前，在任一年份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要大于對應年份我國中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也大于對應年份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例如，2015 年我國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0.437，2015年我國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0.402，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 0.432，滿足0.437>0.402 及 0.437>0.432。

　　2015 年之后，在任一年份我國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要大于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也大于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例如，2018年我國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 0.573，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 0.523，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為0.553，滿足0.573>0.523及0.573>0.553。在2015年之前，我國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在2015年后，我國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處于領先地位。在2000—2018年的任一年份，我國中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介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之間。

　　這說明，在2015年之前我國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不如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但要好于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在2015年之后我國中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不如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但要好于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本文計算出我國八大經濟區域2000—2018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在多數年份大于其他經濟區域在對應年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2018年之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被我國西南地區反超。

　　這說明，2018 年之前我國八大經濟區中東部沿海經濟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最好，2018年之后，我國西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最好。我國東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在多數年份較低，這說明 2000—2018 年，我國八大經濟區域中東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最差。本文計算出我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2000—2018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值，2012年之前，上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相對較好，上海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領先地位。2012 年之后，上海逐漸被趕超。

　　2 要素替代彈性大小的計算要素替代彈性度量

　　當產出保持不變時，要素比率的百分比變動除以技術替代率的百分比變動，反映兩種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率引起的要素密集度的變化程度。本文中的要素指資本和勞動，資本采用資本形成總額來度量，勞動采用就業人員總數來度量。要素替代彈性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參數之一。本文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來計算中國要素替代彈性的大小。

　　3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與要素替代彈性的動態關系

　　本文運用脈沖響應分析方法來研究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中國要素替代彈性之間的動態數量關系。

　　3.1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對要素替代彈性的脈沖響應

　　對于要素替代彈性的一個正的沖擊，采用脈沖響應方法得到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脈沖響應函數圖,高質量發展指數以符號GZ表示，要素替代彈性以符號 TD 表示，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單位：年份)，縱軸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響應，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代表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對于要素替代彈性的沖擊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對于本期(當年)要素替代彈性的一個正沖擊，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逐漸增加，到第3期(第3年)達到最大值，然后開始減少，到第5期(第5年)減少到穩定值，從第5期(第5年)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保持不變。這說明，要素替代彈性的正沖擊會給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正面影響，此影響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要素替代彈性的正沖擊給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正面影響先逐漸增強然后不變。

　　3.2 要素替代彈性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脈沖響應

　　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一個正沖擊，采用脈沖響應方法得到要素替代彈性的脈沖響應函數圖。高質量發展指數以符號GZ表示，要素替代彈性以符號TD表示，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單位：年份)，縱軸表示要素替代彈性的響應，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代表了要素替代彈性對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沖擊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對于本期(當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一個正沖擊，要素替代彈性在前3期(前3年)內小幅波動之后在第4期(第4年)達到最大值，之后要素替代彈性開始下降，在第6期(第6年)之后中國要素替代彈性保持穩定。

　　除第2期(第2年)之外，要素替代彈性均大于0。這說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一個正沖擊會給要素替代彈性帶來同向的沖擊，而且這一沖擊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和較長的持續效應。脈沖響應曲線可以發現，要素替代彈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之間是相互促進的，也就是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高也會促進要素替代彈性增加。

　　要素替代彈性的脈沖響應函數圖與圖1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存在一定區別，主要表現在：要素替代彈性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在前3期(前3年)存在波動性，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始終不存在波動性。這說明，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始終表現出穩定性，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高促進要素替代彈性增加在前幾期(前幾年)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

　　4 結論

　　本文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來分析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狀況。研究發現，2000—2018 年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在不斷改善;2015年之前，我國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要優于我國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2015年之后，我國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要優于我國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2018 年之前我國八大經濟區域中東部沿海經濟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相對最好，2018年之后，我國西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最好，2000—2018年，我國東北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最差;2012年之前，上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較好，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

　　2012 年之后，上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不再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本文構建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對我國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顯示，2000—2018 年我國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發生了逆轉，2000—2005 年我國資本-勞動主要體現出互補性，2006—2018 年我國資本-勞動主要體現出競爭性，2006年之后我國資本-勞動的競爭程度在減弱。本文的脈沖響應分析結果表明，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高也會促進要素替代彈性增加;要素替代彈性的增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始終表現出穩定性，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高促進要素替代彈性增加在前幾期(前幾年)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這充分說明了本文提出的要素替代彈性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假說的正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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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林毅夫.經濟結構轉型與“十四五”期間高質量發展：基于新結構經濟學視角[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7).

　　[5]周忠寶,鄧莉,肖和錄,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 Index DEA 和面板分位的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20,(8).

　　[6]雷漢云,王旭霞.環境污染、綠色金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統計與決策,2020,(15).

　　[7]范慶泉,儲成君,高佳寧.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6).

　　[8]賈洪文,趙明明.金融發展、產業融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門檻模型的實證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20,(8).

　　作者：李 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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