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環境、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

　　摘要:本文首次采用農村信用戶占比來度量農村信用環境,利用陜西省40個區縣2011—2015年面板數據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視角對信用環境、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直接影響,即農村信用環境優化促進了農村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信用環境還能夠通過農村金融效率渠道間接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并且農村金融效率在這一過程中起部分中介效應。本文的研究證實了信用環境的優化能夠推動金融資源內生地向農村經濟配置,為提升金融服務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和政策參考。

　　關鍵詞:信用環境;金融效率;農村經濟增長;鄉村振興戰略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補齊共同富裕“短板冶,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鄉村振興戰略可以有效緩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社會矛盾,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抓手。要穩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動農村經濟增長,韓俊[1]指出,解決好“錢、地、人冶問題是關鍵。在我國現有土地財政制度下,當地區財政收入和支出不能有力支撐并強化地區經濟發展時,人才“孔雀東南飛冶的現象得不到根本解決,人才回歸農村、服務鄉村振興戰略也難以實施。

　　金融論文范例： 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大學生理財行為研究綜述

　　劉遠風和伍飄宇[2]認為,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土地所有權、經營權和承包權“三權冶分立的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貸款抵押物匱乏問題,而缺乏相應的抵押擔保則會造成融資難、融資貴等狀況,束縛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因此,要大力提升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水平,首先應從“錢冶的角度解決鄉村振興戰略中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融資難問題。關于如何提升金融機構對農村信貸資源的配給,部分學者認為,農村金融發展促進了農村經濟增長。如許崇正和高希武[3]利用全國數據實證檢驗發現,二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王征和魯釗陽[4]基于省級面板GMM模型得到類似的結論。然而,亦有學者研究指出二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如溫濤和王煜宇[5]指出,不論是我國金融規模整體還是農村金融規模的發展,都沒有提升農村居民收入,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趙洪丹[6]利用吉林省數據實證檢驗發現,農村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正相關,而農村金融規模與農村經濟增長負相關。為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一些學者開始關注普惠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如謝琳[7]指出,普惠金融能夠緩解農村地區中小微企業及低收入群體的融資約束,激發農村經濟增長活力。

　　普惠金融對農村教育貧困具有紓解效應[8],并且有利于農村經濟包容性增長[9]。然而,考慮到金融支持農村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問題,余春苗和任常青[10]指出,農村普惠金融政策性供給主導與農村產業發展需求的不匹配,削弱了普惠金融對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持效果。通過上述文獻可以看出,現有研究對農村金融發展能否促進農村經濟增長這一核心問題存在較大分歧,并且忽略了如何內生地激發金融對農村經濟的支持作用。

　　分歧產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向差異決定了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如溫濤和王煜宇[5]指出,在我國實施工業化趕超以及城鎮化戰略過程中,農村金融資源不斷向城市和工業部門輸送,因此,農村金融規模的發展并不能夠將金融資源用于農村經濟發展,導致農村金融規模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向關系。

　　趙洪丹[6]利用農業貸款/農村居民儲蓄存款等指標來度量金融效率,反映農村金融資源向農村經濟的傾斜程度,得到農村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正相關的結論。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基本以全國數據通過VAR、VEC或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進行,但王勁屹[11]認為,上述研究樣本較小,忽略了研究方法中對大樣本的要求,再加上指標選取不一致導致研究結論缺乏說服力。以省級層面為研究對象,雖然能夠增大樣本容量,但對于研究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來說,區域劃分依然過大。

　　并且從農村金融效率指標選擇來看,以存貸比=農村貸款/農村存款度量的農村金融效率,代入數據得到近十年來的存貸比都大于1,明顯與現實狀況不符。雖然商業銀行的支農貸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存貸比指標大于1的事實,但考慮到金融資源在省內的配置具有較大流動性,在二元金融結構下,金融資源從城市主動流向農村的可能性不大。

　　可見,從省級層面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農村金融機構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本文嘗試利用縣域面板數據來探討信用環境優化能否通過金融效率渠道影響農村經濟增長。本文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于:一是從縣域層面入手,選取的數據均為第一手原始數據,指標的有效性和真實性更高。二是實證檢驗了農村信用環境、農村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為提升金融服務農村經濟發展找到了可行的突破口。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余泳澤等[12]指出,信用的經濟增長效應體現為良好的信用環境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實現經濟增長。溫濤和何茜[13]指出,農村信用環境的提升能夠緩解農村金融機構信貸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和信用風險,提升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

　　曹凝蓉和方愛國[14]發現,信用環境優化有利于農村金融機構穩健、高效運行,從而實現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環境的優化還能夠促使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提供多層次、全覆蓋的金融服務,減少農村信貸歧視并提高信貸服務質量,優化信貸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農村經濟增長[15]。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H1:農村信用環境改善對農村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

　　(二)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

　　農村信用環境不僅能直接影響農村經濟增長,還可能通過提升地區金融效率而間接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即金融效率提升可能是信用環境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傳導渠道。本文先分析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影響,再分析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首先,農村信用環境優化能夠顯著提升農村金融效率。根據錢先航和曹春方[16]的研究,信用環境是影響銀行信貸投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信用是一種成本更低的交易機制。

　　Allen等[17]指出,當中小企業難以從正規渠道獲取信貸資金時,以信用和關系為主的非正式融資渠道極其重要。Guiso等[18]研究發現,信用環境較好的地區,人們的誠信意識更強,行為更加守信,因而更容易獲得市場認可;同時,信用環境較好的地區,銀行與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銀行發放貸款意愿增強,因而信用環境有利于地區信貸資金的獲得性。從銀行信貸行為視角出發,Marquez[19]與魏志華等[20]研究指出,信用環境的優劣能夠影響銀行對地區企業的信貸行為,進而影響地區金融效率。

　　一方面,當信用環境較好時,債務人因違約成本降低而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下降,信用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類似抵押品的作用,銀行對貸款抵押的要求相應降低,并且得益于地區信用環境較好帶來的密集交易行為,銀行獲取企業和個人相關信息成本降低,有助于降低企業和個人貸款的資金成本。信用環境較好地區的銀行貸款本息回收比例上升,因此,銀行會為信用環境較好地區的企業提供生產經營或擴大經營所需的資金,地區資金流失得到遏制,從而能夠促進地區的金融效率。

　　另一方面,信用環境改善有助于降低銀行對信貸項目的監督成本,提高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進而提升金融機構對該地區的金融支持力度。信用環境的優化弱化了信息不對稱對銀行信貸的抑制作用,促使銀行等金融機構避免因逆向選擇問題帶來的困擾,更好的信用環境將降低地區企業的投機性融資需求,降低銀行信貸風險,提高銀行對信用環境較好地區的信貸配置偏好,最終提高地區金融效率[21]。其次,農村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夠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根據Mckinnon[23]與Shaw[22]的研究,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市場存在過度干預,利率指標無法反映資金的市場價格,導致資金不能夠實現最優配置而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劉金全和謝瑤姝[24]認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受金融制度及監管約束較大,農村經濟還遠落后于城市經濟,因此,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符合供給主導假說的前提條件,即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金融發展能夠通過金融機構擴張和金融服務能力提升來促進經濟增長。更進一步,由于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受區縣經濟的影響較大,因此,農村的金融需求受當地金融供給水平的制約。

　　根據新凱恩斯學派的區域信貸配給理論,由于信息不對稱及信貸市場不完全,本地銀行相對于外地銀行而言,其對本地區信貸項目的信息優勢明顯,能夠以更低的監督成本進行放貸。Samolyk[25]從金融供給角度發現,農村經濟增長依賴于農村金融的支持。王仁祥和王婧[26]指出,銀行跨區經營導致的地區儲蓄外流和金融轉化效率低下不利于農村經濟增長,提高地區銀行將儲蓄資金轉化為信貸資金的效率是農村經濟增長的關鍵。因此,對農村經濟增長而言,推動農村金融效率的提升是關鍵。基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如下假設:H2:信用環境通過農村金融效率渠道影響農村經濟增長。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陜西省40個區縣2011—2015年的面板數據。淤數據來源于陜西省金融工作辦公室與西安交通大學金融研究所簽訂的《陜西省縣域金融生態評價》,樣本數據采集對應的年份分別為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考慮到農村信用環境變化不大,2012年和2014年的缺失值用前后兩年的均值替代。2012年和2014年其他相關數據通過《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縣市經濟社會統計年鑒》獲取并與前值比對,確保指標計算的合理性和一致性,最終得到了40個樣本共計200個觀測值。

　　(二)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1郾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農村經濟增長(cedep),借鑒趙洪丹[6]的研究,農村經濟增長體現在其發展水平上,一般采用農村經濟生產總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作為度量指標(其中,農村經濟生產總值用農業生產總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之和來表示)�？紤]到數據量綱的一致性,本文采用農村經濟生產總值的增長率(cedep1)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cedep2)作為代理變量。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農村信用環境(cred),錢先航和曹春方[16]選擇利用調查問卷來評估農村信用環境。本文得益于縣域金融生態環境數據采集中,對農村信用環境建設設置了“農村信用戶占比冶這一指標,因此,能夠用量化指標來直接反映農村信用環境,避免調查數據采集過程中定性調查帶來的主觀差異影響。

　　(3)中介變量。本文選取農村金融效率(fin)作為中介變量,參考王征和魯釗陽[4]對金融效率的測算方法,采用金融機構對農村信貸的支持作為農村金融效率指標:一是用貸款/農村居民儲蓄存款的比重(fin1)來衡量金融機構將本地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效率;二是用涉農貸款增速(fin2)來反映金融機構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

　　(4)控制變量。根據趙洪丹[6]的研究,地區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城鎮化水平都能夠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因而將上述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到模型中。其中,用非公有經濟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來反映地區所有制結構(soe);用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來反映地區產業結構(ind);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反映城鎮化水平(urb)。

　　2郾模型設定為了檢驗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筆者構建如下回歸模型:cedepit=姿0+姿1credit+姿2indit+姿3urbit+姿4soeit+滋i+酌t+著it(1)其中,cedepit為農村經濟增長;credit為農村信用環境;indit、urbit和soeit分別為地區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和地區所有制結構;滋i為個體固定效應,酌t為時間固定效應,著it為隨機擾動項,i為區縣,t為年份。

　　為了進一步檢驗農村金融效率是否為農村信用環境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中介變量,本文借鑒Baron和Kenny[27]的研究,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逐步回歸:第一步,以農村金融效率為被解釋變量,農村信用環境為解釋變量,檢驗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影響;第二步,以農村經濟增長為被解釋變量,農村信用環境為解釋被量,農村金融效率為中可變量,檢驗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村信用環境與農村經濟增長的中可效應。

　　具體的回歸模型如下:finit=琢0+琢1credit+琢2indit+琢3urbit+琢4soeit+滋i+酌t+著it(2)cedepit=茲0+茲1credit+茲2finit+茲3indit+茲4urbit+茲5soeit+滋i+酌t+著it(3)考慮到農村信用環境與農村金融效率之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區縣個體差異對回歸帶來的影響,在模型選擇中,本文借鑒任碧云和孟維福[28]的研究,采用雙向固定效應和動態GMM模型進行回歸,構建如下基本回歸模型為避免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對樣本中連續變量做1%縮尾處理。

　　(三)描述性統計

　　從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度量方法下,不同區縣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村金融效率的差異非常大。以涉農貸款增速(fin2)為例,其最小值為-0郾214,最大值為0郾763,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間的差異較大,說明各區縣農村金融效率水平參差不齊。農村信用環境最大值約為最小值的9倍,表明農村信用環境建設水平在各區縣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距。各區縣在地區所有制結構、地區產業結構和城鎮化水平指標上也存在明顯差異,這為探討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素材。

　　四、實證分析

　　(一)基本回歸與分析為探討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本文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視角對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在靜態回歸模型方法選擇中,根據F檢驗結果和Hausman檢驗結果,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其中,列(1)和列(2)為FE回歸結果,列(3)為DiffGMM回歸結果,列(4)為SYSGMM回歸結果。在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后,列(1)和列(2)都顯示,農村信用環境的回歸系數均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農村信用環境優化有利于農村經濟增長,這與譚燕芝等[29]的研究結論一致,H1得證,即農村信用環境改善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為避免變量內生性問題,本文繼續使用動態GMM模型進行估計。DiffGMM和SYSGMM的AR(2)檢驗結果支持擾動項的差分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Sargan檢驗結果也支持工具變量均外生,因此,模型選擇合理有效。

　　根據列(4)的回歸結果,農村信用環境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農村信用環境優化確實能夠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再次驗證了H1。在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第三產業占比)、提升非公有制經濟占比都能夠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表明城鎮化水平提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二)中介效應檢驗與分析

　　本文以農村金融效率為中介變量考察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間接影響,進一步分析信用環境、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列(1)和列(2)的回歸結果顯示,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金融效率的回歸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并且農村金融效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金融效率有促進作用,并且農村金融效率的提升能夠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即農村信用環境能夠通過農村金融效率渠道影響農村經濟增長,H2得證。

　　農村信用環境的改善,事實上扮演了以信用為抵押品的角色,在降低農村信貸門檻的同時,降低了金融機構對農村信貸項目以及農民個人信貸的監督成本,并且進一步提高了農村金融機構信貸項目的質量,促使金融機構自發地向農村部門配置資金,從而促進農村經濟增長。

　　列(3)的回歸結果顯示,信用環境和農村金融效率的回歸系數至少在10%水平下顯著,因此,農村金融效率是部分中介變量。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既有直接促進作用,同時還能夠通過提高農村金融效率而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由此可見,為激發金融服務農村經濟的內在動力,進一步推動農村經濟持續發展,要注重農村信用環境建設,以信用改善破除農村個人和小微企業因抵押擔保不足帶來的融資難、融資貴難題,激發農村經濟發展活力。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如下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淤第一,替換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用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農村經濟增長的替代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前文結果沒有區別。第二,選擇工具變量規避內生性問題。為避免農村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借鑒Fisman和Svensson[30]的研究,將同年度其他區縣的農村金融效率的平均值作為該區縣農村金融效率的工具變量重新進行回歸,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前文保持一致。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次采用農村信用戶占比度量農村信用環境,利用陜西省40個區縣2011—2015年面板數據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信用環境、金融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試圖破解鄉村振興戰略中如何引導金融資源內生地向農村經濟配置的關鍵問題。研究發現,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直接影響,即農村信用環境優化促進了農村經濟增長;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環境還能夠通過改善農村金融效率而間接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并且農村金融效率在這一過程中起部分中介效應。根據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農村信用環境建設,緩解金融機構與農村小微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農村小微企業的信貸成本,破解農村融資難和融資貴難題,以農村金融效率提升來促進農村經濟增長。事實上,農村信用環境旨在通過信用作為抵押,降低銀行信貸門檻,因而這就要求農村信用環境體系建設要適當與金融機構信用評價體系相聯系,增強農村信用評價指標與金融機構信用評級之間的相關性和匹配性,進而從根本上降低金融機構對信貸項目的前期審查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的發生,提高農村小微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

　　第二,協調好農村信用環境建設與普惠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普惠金融旨在提升金融服務的廣度和寬度,將金融服務“下沉冶至低收入群體,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金融服務可獲得性來促進經濟增長。普惠金融的普惠性體現在貸款利率的優惠性及貸款對象的包容性,因而普惠金融發展離不開財政補貼的推動和行政手段對貸款利率的管控,因此,普惠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是外生的。農村信用環境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內生的,主要通過信用抵押來降低農村經濟個體信貸門檻,并通過降低金融機構對農村經濟小微企業的信貸項目監督成本來提高金融機構盈利能力,推動金融資源內生地向農村經濟配置,最終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因此,要注重從內生和外生兩個層面推動提升農村金融效率,服務農村經濟發展。

　　第三,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提高第三產業結構占比對農村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因此,應逐步優化地區產業結構和降低國有經濟占比,提高地區經濟活力,以帶動農村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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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權飛過1,2,王曉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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